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重要任務，關系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整體大局。經歷了四十余年的改革開放，我國農村地區已經呈現出分化性發展的特點，從宏觀區域上來看，有以長三角和珠三角為代表的東南沿海城市群輻射地帶的農村和廣大的中西部一般農業型地區的農村，前者已成功地實現了鄉村工業化，帶動了農村的第二、三產業發展，而后者還大都停留在傳統的第一產業上，集體經濟較為薄弱。

一、人口結構與人才資源

當前的贛北地區邊遠村落，隨著中青年勞動力的外流和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常住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改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關鍵在“人”，缺少勞動力便缺乏生產力，發展要素也就受到了制約。與此同時，鄉村的發展依靠“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人才隊伍，而行政村中大部分的村“兩委”干部年齡普遍偏大、學歷水平普遍較低，在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做法上較為傳統和保守，多以完成上級任務為主，形式主義嚴重，內生動力不足，且村內缺乏年輕的鄉土人才和致富能人，這些都制約著集體經濟的穩健發展。

二、產業結構與土地資源

在扶貧政策的帶動下，不同地域的農村都發展了產業項目，但由于缺乏長遠規劃和管理，大多數的產業項目結構單一，沒有做到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大水漫灌”式的產業發展模式不僅導致了扶貧資金的不必要浪費，還帶來村級集體經濟發展中“虎頭蛇尾”的弊病。土地資源作為農村發展的主要動力，是發展產業和壯大村集體經濟中不可忽視的部分，受制于基礎設施尤其是道路建設的原因，偏遠鄉村依然存在大量的荒山荒地沒有得到有效合理的開發，而已整合的土地資源又存在過度消耗和低效利用的問題，這些都成為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瓶頸。

三、組織架構與市場風險

大部分村莊已經陸續開展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但在組織架構上依然存在形式化，大多數沒有真正運行起來，而成了“空殼化”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少數運轉的組織又囿于自身的經營水平和管理能力，收入水平普遍較低，村民的參與熱情也不高，使得集體經濟的發展處在了“卡脖子”的狀態。與此同時，由于村集體組織前期運營時缺少資金資產和信用抵押，在金融部門辦理涉農貨款時手續復雜，且生產的產品大多是初級或粗加工的農副產品，進入市場后面臨著優勝劣汰的競爭風險，諸多因素使得集體經濟發展舉步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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