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發展中日益凸顯的村鎮問題，必須通過選擇適合的發展途徑用心去加以解決。要特別注意避免兩種極端的傾向：一種是美化過去，認為凡是傳統都是好的，而把村鎮的發展看得一無是處。作為對田園生活的向往，這種懷舊情結不難理解，但若要把這種情結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就會帶來很大困惑。另一種需要避免的傾向，是把經濟發展的目標看得高于一切，片面強調單向度的城市化、規模經營和產業化，只強調生產功能而忽視村鎮的生態、文化和生活功能。我們要加強這樣一種認知：即村鎮過去是現在將來仍然是人類生活的基本場所，它應該充滿魅力，成為吸引人、涵養人的地方。

當前，中國正處在一個“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已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其中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或者說出現了羅斯托所述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幾個階段同時疊加的現象。

中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間，在尚存數量巨大的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同時，經過起飛階段后總體上直接轉入成熟階段，經濟展現出超越曾經推動它起飛的初始工業的能力，以及在廣泛的資源范圍上吸收和有效地采用現代技術先進成果的能力。比如勞動力的構成、實際工資、眼界和勞動技能都起了變化，領導的性質也逐漸從“海盜作風”變為有效率的專業化經理，乃至社會對于工業化的奇跡開始感到有些厭煩。

在一些發達地區，已經迅即步入了大眾高消費時代：人均實際收入上升到一個較高水平，勞動力結構也發生了變化，消費者主權占優勢，主導部門轉向耐用消費品和服務業，政府開始把更多的資源用于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由于復利增長規律和最廣泛意義的需求收入彈性的作用，部分高收入階層率先進入了追求生活質量階段，各種不同的消費形態不斷發生，出現了因為食物太好而產生的公共保健問題，以及敏感的環境問題等等。

村鎮發展置身其中，既受到城市擴張的嚴重擠壓而失血，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新生之良機。這種困惑或愿景，源于中國城市化模式深層的內在邏輯。一是政府的主導性；城市化的關鍵要回答“地”和“錢”從哪里來？遭人詬病的城鄉二元制度是為工業化原始積累刻意設計的，土地財政成為搞“鐵公機”、開發區和城市建設見效快的主要手段。城市化模式歸根結底是資本積累模式的選擇，中國選擇了一條快捷的通道。不過然后呢？傳統的政府主導的土地財政、土地城市化模式已接近壽終正寢，而將轉入征稅之途。二是與中國的地域結構、人口、經濟規模相關，決定了中國城市化的地方性、差異性和多樣性，必須實施精明增長（Smart Growth）的方式。三是與“央-地結構”及省級行政單元（省會城市）配置資源的體制有關，中國區域之間存在產業同構現象，城市不自治、市場發揮的作用受限。四是產業業態變動和更替快，城鄉空間形態的穩定性較弱。

由此可見，城市化本質上是國家治理、國土整治和城鄉關系的系統構建過程。城市化的含義、目標、起點、歷史、過程、影響，城鄉互動機制，工業化和城市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都應加以考量。除此之外，現實中出現的一系列協調城鄉發展的變動力量，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第一，社會資本、原住民與移民。林南將社會資本解釋為作為在市場中期望得到回報的社會關系投資，進一步可以定義為在目的性行動中被獲取的和被動員的、嵌入在社會結構中的資源。至于為何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增強了行動的效果，他從信息、影響、社會信用和強化四類要素去加以說明。隨著市場經濟的沖擊，隨著農村貧富差距拉大，農村社會的社會資本存量越來越少，人際關系觀念逐漸淡薄，相互之間的交流與互相幫助越來越少，社會資本不斷流失。

區別于英國的對外移民和美國的移民社會，中國人的地緣空間內涵獨特，包括了廣泛的區域和城鄉關系。中國的城市化可以理解成原住民對生存和流動空間的經驗培養過程，傳統上鄉紳、鄉賢行善積德以及普通百姓人際交往所積累的社會資本對于在村鎮生活的人們而言具有難以估量的價值，因為犧牲社會資本代價很大又無法補償。當年三峽庫區移民有相當部分返流回了原地。究竟是原住民為主還是移民為主的城市化，會深刻地影響一國的城市體系、城市化率的特征。

由于村鎮是吸納人口有用的容器，中國政府不允許大規模貧民窟化。有學者提出，城市化過程中貧民窟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隨著經濟發展能夠逐漸消除掉；并呼吁國家容許發展貧民窟，認為貧民窟至少提供了遷徙的自由選擇、是公平的。從貧民窟產生的機制來看，拉美國家實行大莊園主制度，農民少有土地，其城市貧民窟化是內生的，農民被剝奪土地后遷往城市，就業不足只能淪為貧民。與之不同的是，中國內生的是城鄉結構模式。因而，各國勞動力的儲備方式不同：在拉美、印度等地，勞動力儲備放在貧民窟，中國則更多地放在農村。中國農村“人人有地”的制度安排讓農民逐步地有彈性地進入城市，而不是斬草除根全部一下子從農村趕往城市；同時這種制度安排應該且也可以為農民提供進城的資本。

第二，資源配置的市場化、資本化。在城鄉空間演化的過程中，除了政府在規劃、治理上的影響力，市場和資本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工業造城”的做法在大多數地方已經失去空間，未來的城市產業將高度依賴“非物質化生產”，從而又高度依賴于人的集聚本身。不同于城市房地產開發，村鎮的振興因為土地不能交易、抵押，融資成為瓶頸。應通過城鄉一體化，促進要素自由而高效流動，釋放經濟增長新動能，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增強城鄉整體競爭力，實現全面融合創新。

第三，村鎮空間的智能化、便利化、彈性化。通過數據化、信息化等變革，不僅人與人之間的互聯網，甚至連接物品的“物聯網”都可記錄生活數據，依據大數據的智能化革新將改變要素流動的方式和空間形態，并將使城鄉更加趨于舒適和人性化。未來人工智能時代的生產關系以及經濟社會-空間關系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人為了生存所需花費的時間將越來越少，有了更多的閑暇時間后會做些什么？會滿足好奇心，會做許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學習、交友、娛樂、創造、旅游??，新的空間如co-working、co-living因其共享性、便利性和彈性而將受人矚目。中國的“80后”“90后”“00后”加總有5.5億人口，他們的需求偏好、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全新的變化。同樣，隨著老齡化浪潮的加速到來，巨大規模的慢生活形態必將形塑城鄉空間，也會給村鎮發展帶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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