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涉及到政府主導與村民利益的結合，否則鄉村振興就會成為純粹的政府工程。因此，如何能夠讓廣大農民成為鄉村振興的主體，是第一個維度的核心。第二維度則涉及到鄉村振興的動力學問題。如果沒有城鄉聯動與融合，鄉村就成了孤島，鄉村振興也就不可能成功。而城鄉聯動必須主要依靠要素的流動。這是第二個維度的核心。第三個是人的問題。鄉村能否留得住人口和能人取決于鄉村能否宜居宜業。這是第三個維度的核心。

1、上下問題

中國的“扶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都是國家主導的戰略。即，中央政府通過相應的政策以及具體的任務和指標，將“扶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任務層層傳達到各級地方政府，主要是地級市、縣、以及鄉鎮政府。這背后的主要挑戰是如何持續保持積極的工作狀態。

從“上”來說，在最核心和更廣大的層面，挑戰在于如何通過縣級、地市級政府的政績需要，充分聯動基層民眾（村民）和政府，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形成協作合作動力。

中央政府通過任務和指標將任務層層傳達到各級地方政府固然是一個核心的動員和執行機制。但是，太多的檢查和驗收通常會導致“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應付式工作。鄉村振興工作和脫貧攻堅不一樣，干部不容易找到抓手，上面又不斷加壓，激勵與問責容易失衡。如何在既有考核指標，又不至于讓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疲于應付甚至只能應付，而且最終產生長期成效，之間尋找平衡，是一個難點和痛點。在這方面，鑒于中國絕大部分基層政府的決策通常都容易基于拍腦袋，而不是基于掌握數據、基層之上的科學計算，如何能夠幫助縣市級政府進行基于數據加計算的科學決策，可能是中央政府和其它社會結構需要高度重視的另一個難點和痛點。

同樣困難的挑戰是“下”：即，如何能夠讓脫貧后的廣大農民，特別是自然條件相對惡劣地區的農民，能夠保持持續致富的積極性，而不是脫貧后就“小富則安”。政府當然可以持續為“鄉村振興”進行輸血并且對農民進行教育幫扶，但歸根結底還需要農民有決心和動力愿意持續致富。農民致富的動力必須靠能夠看到實惠和收入來支撐，而決心則主要靠在農民遇到困難的時候，政府和其它非政府機構或者個人能夠助力農民渡過難關的能力。

2、內外問題

“內外問題”即如何將農村和外部世界打通的問題。這背后的核心仍舊是讓農民手里的產品變成商品的問題。對于離一二三線城市比較近的農村來說，這基本不是問題。但是，對于那些地處偏遠，交通不是非常便利的農村來說，除交通之外，關鍵問題仍舊是如何通過現代商業技術和平臺，讓大山里的“好產品”變成廣大消費者手里的“好商品”。

在這里，我們想特別強調，我們并不否認“鄉村旅游”、“農家樂”的作用。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只有（極）少數的山村可以基于通過建設民宿、農家樂等的到地旅游（“農旅”）。絕大部分中國的鄉村幾乎不可能成為到地旅游的目的地（比如，作者之一的老家）。因此，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內外問題”核心還是：如何通過市場經濟實現鄉村與城市的內外互通，即，通過將農民的產品變成商品，實現更深入和廣泛的城鄉聯動與融合。

在局部，基于本文作者之一（李小云）的“示范村模式”（如，云南河邊村），通過先輸血，之后賦能，確實可能能解決某些鄉村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但該模式的可推廣性可能只適用于某些“山清水秀”的南方山村。絕大部分交通不便、自然風光差強人意的鄉村，不太適合用這個模式來獲得“鄉村振興”的可持續發展，而必須主要依靠現代商業來支撐。

3、去留問題

鄉村人口的流失和老化是任何“鄉村振興”的戰略思考所必須面對的，但可能又是被嚴重忽視的一個維度。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相當多的自然村基本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比如作者之一的老家），甚至不適合人類居住（比如，中國西北部的不少村子）。對這些鄉村的過多投入是錯誤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搬遷移民，然后在一個新的更加好的地理環境中發展（比如“閩寧鎮”）。而搬遷移民，事實上也等于是“退耕還林”，能夠更好地保護環境。

不過，最為根本的問題是人口和人才的去留問題。人口和人才是任何發展最為核心的關鍵。沒有人口（和人力資本）就不可能有發展。而目前的城鎮化浪潮中，鄉村是人口凈流出之地。

而“鄉村振興戰略”的可持續，不僅需要鄉村能夠留住相當一部分人口，還需要能夠留住能人。也就是說，不僅需要留住人，還需要吸引并留住一部分有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能人。而能人不能只靠情懷活著。而只有能人，才能有一定的知識基礎（或者說是人力資本），才能夠真正從長遠來支撐鄉村振興的可持續發展。發展需要知識，而知識的載體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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