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發達國家走過的歷程看，市鎮及人口半稠密區的存在，對于農業區的發展非常重要。在鄉村振興事業中，將這一區域與農業區統籌運作，才有利于解決我們面對的諸多難題。

效率難題。有人預測到2040年左右，我國農業從業人口占總從業者的比重可能在5%以下，這是一個富有前瞻性的說法。5%的從業者中，有相當比例的是規模經營者。今后，這些經營者和擁有土地承包權、但不從事農業的這部分人是什么關系？租佃關系？委托關系？長期維持這種關系有利于農業發展嗎？我比較懷疑。

要實現經濟上的效率，還是要走“適度規模經營+社會分工深化+社會化服務”這條路，小承包戶要實現歷史轉型，成為真正的非農業人口。但這是一個難點。具體會涉及到舉家轉移難題、小城市發展難題、農產品周期難題。效率難題當中還有公共服務的難題。比如，有些地方路修得質量很高，路的密度很大，投入很大，投入與產出之間差距太大；還有一些公共服務設施的維護成本很高，尤其是水處理單元投入下去以后利用效率不高。當然，這樣的難題全世界都有。

平等難題。有了規模經營以后，農民收入是不是就提上去了？事實不是這樣。當然，如果沒有規模經營，農民收入更低。從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情形看，真正土地經營收入只占農民收入比重的1/5左右，這是個很大的問題。為什么農村有了規模經營之后，農民的主要收入不能提高，甚至比重越來越低？如何確立一種機制，使農業從業者的收入與其他人口的收入能夠

社會治理難題。中央關于經濟組織與社會治理組織分開的意見落實了沒有？越來越小的鄉村居民點要不要繼續維持自治組織？社會治理能不能實現城鄉一體化？現在的農村能不能承載鄉愁？能不能通過城市建設的改善，使城市也能承載“鄉愁”？這些都是難題。隨著城市化推進，將來會形成這樣的人口布局，即鄉村地區的人口重心在市鎮區域，真正的農業區居民主要是農業從業家庭，他們數量少，且分散在小的居民點上，有的會在自己的農場設立生產與家居一體化的定居點。這種情況下，現有的村委會體制還能適應新的居住形態嗎？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解決上述難題大體上需要以下發展行動或政策創新。

第一，要尊重農民自由選擇權，包括土地流轉、交易的權利，自由遷徙的權利。農民自主選擇權得到尊重，就有了一種糾錯機制，政府的一些不合時宜的政策就不至于對發展帶來太大的負面影響，而好的政策更容易得到落實。

第二，鄉村地區必須要有遠超農戶數量的非農業居民。這些居民包括農業產業鏈上的其他環節的從業者。但這些居民一般不適合做農場主的鄰居，而應該成為市鎮居民，為市鎮帶來一定的人口規模與密度。2萬人以上的市鎮建成區人口規模是公共服務設施有效運轉的必要條件。這樣的市鎮有可能成為宜居小城市，也更有可能成為為農業農民服務的區域中心。

第三，市鎮要均衡布局。根據我國國情，東中西部的鄉村區域的市鎮可以有不同的市鎮輻射面積，大體上可以設定在100-300平方公里之間。荷蘭的市鎮輻射面在100平方公里左右，美國在250平方公里左右。這樣的市鎮密度才有助于解決農民獲取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問題。

第四，農業產業鏈的重心要下沉。農業產業鏈價值創造是農產品原料價值的5-10倍。必要的農業產業鏈下沉到市鎮，加上其他關聯產業，足以支撐一個市鎮的繁榮。農民的季節性兼業需求，也可以在這里得到滿足，有助于穩定解決城鄉收入差異難題。

第五，發展跨行政區的現代化專業合作社。發達國家的農民合作社數量少，規模大，能夠將農業產業鏈的部分價值增值轉變為農民收入。囿于行政區劃制度及村莊管理體制，我國現在220多萬個農民合作社，基本不能真正發揮合作社的作用。合作社發展必須突破行政管理區劃制度規定的邊界，在全國逐步培育幾十個功能完備的農民合作社，并使其在國際食品市場上具有跨國公司的經營能力，才有助于提高我國農業競爭力。

第六，社會治理實現城鄉一體化。未來，農業區居民中產化、低收入人群進入城市將成為大趨勢，這需要社會治理城鄉一體化。2040年左右，全國農業從業家庭將不到2000萬，這時候鄉村治理機構如何建立，需要未雨綢繆，提前探索和部署。

最后，做一個總結，我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目標區域應該是兩個部分，即包含市鎮在內的半人口稠密區和農業區。這兩個區域的政策重點也應有所不同。城鄉融合發展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這兩個目標區域之間的關系。這是解決鄉村振興諸多難題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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